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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华轩:从一穷二白到项目扎堆没想到惠州发展这么快

作者:日博; 来源:日博官网; 更新时间:2019-09-29 点击:

  40年之前,南海边的大亚湾,还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偏远之地。40年后的今天,随着投资100亿美元的埃克森美孚化工综合体项目、投资70亿美元的中海油/壳牌三期落户,一座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正在这里崛起。

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,惠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回顾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发展史,开发大亚湾和引进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不仅对惠州经济和城市格局产生深远影响,并延续至今,也改写了广东乃至我国石化产业的版图。

  这段曾经名噪全国的风云历史,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,正好是改革开放春潮涌动之际。当时深圳刚刚从惠阳地区划出去并设立经济特区,惠阳地区也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。由于有中海壳牌等几个在谈大项目加持,那时一度流行“80年代看深圳,90年代看惠州”的口号,吸引了大批投资者以及各类人才南下惠州。当时,“办实业、打基础”和大项目带动的布局,奠定了今天惠州石油化工、电子信息两大支柱产业的局面。

  作为惠州发展的推动者、亲历者、见证者,原惠阳地委书记、惠州设地级市后首任市委书记邓华轩近日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,详细回顾了惠州及惠阳地区的那段历史。年近90的他,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,畅谈惠州发展变迁。

  据邓华轩回忆,当时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,中海壳牌差点与惠州失之交臂,好事多磨,经过十多年的持久战,这个大项目最终“花落”大亚湾,由此开启惠州发展新纪元。他表示,当时根本没有预料到今天大项目会纷纷落户惠州,还将打造两个万亿产业集群。“惠州过去一穷二白,现在发展好起来了,又被列入粤港澳大湾区,自然不同了。”他对惠州的前景充满信心。

  南方日报: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来,惠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您能回忆一下惠阳地区/惠州过去的面貌是怎样的吗?

  邓华轩:1981年,我从当时韶关地区的阳山县调到惠阳地区任副书记、副专员。那时候的惠阳地区比韶关落后,还是一穷二白,交通、通信等条件都很差。

  当时,惠阳地委门口传达室装了一个老古董电话,像钟一样挂着,没有话筒,拿出听筒后要对着机子讲。后来有个外商看到,还提出希望用500港元购买这个电话当作古董收藏。机关单位用的电话还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的电话,一个盒子的那种。那时候,手摇电话打长途要挂号,一两个小时都打不通。有个在陈江投资的外商,从陈江走两个多小时到惠州邮电局打长途电话,挂上号还要等两个小时才能打通。

  当时惠州的交通落后程度可以用“三个一”形容:一个交通警察、一条马路、一路公共汽车。公路也很烂,从惠州到深圳70多公里开车要3个小时,去广州要4个小时。

  那个时候,惠州基本没有工业,没有商场,各个乡镇就一个供销社、生产资料公司,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。

  邓华轩:由于此前惠阳地区行政区域不断变化,也缺乏延续性的发展计划,加上在备战的特殊时期,沿海地区不但不能发展工业,有小的企业也后撤了。所以,当时惠州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,没有谁来投资,工业产值只有600万元,补贴也要600万元。1981年,惠阳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提出,要在三五年内使惠阳地区经济有一定的发展,当时基本上也还是农业思想,没有怎么提到引进和发展工业。

  1983年机构改革,重新调整了地委班子,我从分管农业的副书记“转正”为惠阳地委书记。当时,省委工作组要我说说自己的施政理念。我就说暂时还说不出来,因为原来是管农业,而且来惠阳地区才一年多,没有深入了解情况。我只能表态一定把工作做好,而且还说自己要当一两个月的“哑巴书记”,不说任何施政理念,而是带着工作组、调研组去各地调研。当时专门研究一个问题,就是惠阳地区为什么穷、经济如何发展。

  经过调研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因为没有工业,导致惠阳地区这么落后。没有工业就没有产品,就没有商品流通,也没有税收和财政来源。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矛盾。

  邓华轩:我在分管农业一年多的时间里,主要是完善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基本完成农村体制改革之后,就有条件来发展经济了。1983年,我带着惠阳地区各个县的县委书记去苏南参观社队企业(乡镇企业)学习他们的经验。当年,惠阳地区还在东莞开了一个三级工作会,提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,农村要发展商品经济,发展乡镇企业,利用惠阳地区毗邻港澳的优势,引进外资和工业。

  当时,提了两个口号,一个是领导要把“屁股”挪过来,从农业坐到工业上。第二个就叫“办实业、打基础”。当时基础设施很差,要发展工业,就要解决电力、通信、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人才问题。当时经委管辖的工业工程师不到10个。

  要有自己的实业、发展经济,首先是解决基础设施问题。当时,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,改造电网、新建水厂、建设通信网和修路。

  基础设施了有进步,缺少人才怎么办?当时“三线厂”纷纷下马,而“大三线”的贵州、四川等地有很多本科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,就想到去这里招。当时“挖人”给出的政策是,工资等待遇保留原来的,还建房子给人才及家属住,于是就招来了一批人才。

  南方日报:在惠州以及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,中海壳牌是一个绕不开的项目。当时是如何前瞻性地争取这个大项目落户的?

  邓华轩:为了做好服务,引进资金、项目,当时来到惠州的商人,只要求见,我都见。在投资者中的反响很好。1984年,我去香港访问,20天拜访了100多个商家。后来很多香港投资者纷纷前来投资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壳牌打算在华南考察选址搞大项目,准备投资几十亿美元,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。

  我辗转听到了这个消息。不过,当时东莞已经先进行了对接,省里也推荐考察虎门。但有人告诉我,受港口航道、土地等条件限制,东莞虎门不太适合建石化大项目。于是,我立即组成领导小组,对大亚湾引进石化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研究,包括港口、航道、土地、地质、台风等情况的调查,做了一个月,形成100万字的研究资料。由于大亚湾港口条件好,当时还没有开发,土地充足,地质也比较稳定,中海油和壳牌的专家1988年来考察,很快达成了初步意向。

  好事多磨,由于种种原因,中海壳牌项目谈判前后经历了12年,2000年正式签约落户大亚湾。这也奠定了今天惠州石化产业的基础。

  南方日报:回顾惠州发展历史,大项目带动大发展是重要路径,而大亚湾的开发很关键。这样的路子是如何一步步走出来的?

  邓华轩:当时东莞还属于惠阳地区管,东莞发展“三来一补”比较早,当时就有上千家外资企业,基本都是香港的夕阳工业转到东莞就活了起来。但当时东莞“只有星星,没有月亮”。于是,我们就总结经验,“满天星斗”让乡镇一级去搞,地县两级要“造月亮”,惠州这边要搞大项目。

  我们当时就意识到要做就做大项目、先进的项目,要大项目带动大发展,不能只搞“满天星斗”。在大项目的理念指导下,1984年大胆提出开发大亚湾、引进重化工业项目,同时以TCL、工业发展总公司(德赛)等为龙头发展电子工业。

  提出开发大亚湾之后,也面临一些问题。深圳划出去之后,惠阳地区有海没港,就提出建设港口,先是开发客运港,其次是货运港。当时从建设能源港开始,主要是从北方运煤炭过来,规划建设万吨级港口。还有就是大亚湾的供水、供电面临问题,于是就建了两个电厂、通了两条二级公路、建了两个港口。这样开发大亚湾的概念和共识就形成了。

  惠州从一穷二白慢慢发展起来,那一届开了个头,打了一些基础,这么多年基本是按照石化、电子两大产业的路子走下来的。我也没预料到今天大项目纷纷落户惠州。

  在大项目的带动下,又一批项目蜂拥而至。从去年开始,核电站、两大科学装置、埃克森美孚、中海油/壳牌三期等一批大项目落户或建设,投资数千亿元,还有一批下游产业链项目。这些大项目建成后会带来大增长、大发展,将打造两个万亿产业集群。

  惠州有自己的发展基础,又被列入粤港澳大湾区,自然不同了。发展好起来了,一步步往前走,看好惠州未来的发展。

  南方日报:惠州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城市,对惠州未来的发展,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?

  邓华轩:惠州有这么多项目到来,而且要建世界级的基地,做好配套和服务是关键。要建设两大科学装置、核电、风电、白花新材料产业园等项目,就要做好配套,包括道路、通信、医疗卫生、教育等。

  大项目落地,配套服务能否跟上是最大问题。在现在的基础上,惠州未来有可能还有更高水平、更大的项目。惠州要成为国内一流城市,以石化、电子信息等高科技、国际化的产业为基础,未来会有国际影响力。现在惠州到底还缺什么、还存在什么问题,都是需要去研究和探讨解决的。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为项目落地做好配套和服务。

  此外,惠州还要增加人气,目前还存在人气不足的问题、人才留不住的问题。人才和劳动力是流动的,要控制住房价,利用好土地,多建工业园区、教育、民生等设施,吸引和留住人才。

  在惠州市区江北CBD,高楼耸立、车水马龙,一派现代化都市气象。就在20多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片滩涂,人烟稀少。

  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惠州美丽蝶变的缩影。70年来,惠州的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。惠州市统计局发布的《惠州市统计年鉴》显示,惠州的GDP从1949年的1.12亿元增长至2018年超过4000亿元;人均GDP则从109元增长到超过8.5万元。

  9月26日,南方日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惠州调查队了解到,根据住户收支抽样调查数据,惠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为39574元,比1985年747元增长了52倍,年均增长12.8%,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.6%;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为21039元,比1985年505元增长了40.7倍,年均增长12.0%,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.9%。

  新中国成立之前,惠州是一个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。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,惠州基本上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。

  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,1949年,惠州的GDP仅为1.12亿元。1978年,惠州的GDP仅约6.8亿元,人均GDP仅为360元,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500万元,是典型的经济弱市、农业大市、财政穷市。

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惠州逐步发展。1982年,惠州的GDP突破10亿元,1993年迈上百亿元台阶,2007年跻身“千亿俱乐部”,2011年超过2000亿元,2014年超过3000亿元,2018年超过4000亿元,达4103.05亿元。

  随着总量的做大,人均水平和产业结构也不断提升。1949年,惠州的人均GDP仅为109元,1987年超过1000元,1997年超过1万元,2018年达85418元。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55.8:20.8:23.4转变为2018年的4.3:52.7:43.0,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工业大市。

  经济发展也带来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。“居民收支作为反映民生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,见证了惠州经济的发展历程,也印证了惠州居民生活的腾飞。”国家统计局惠州调查队二级主任科员孔远川介绍,1985年以来,惠州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惠州经济和人均GDP发展高度相关,惠州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和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,居民收入的增加也见证了惠州经济的巨变。

  孔远川介绍,从发展时间节点来看,惠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1年突破1万元大关,2009年迈入2万元门槛,2015年实现3万元,预计2019年将达到4万元以上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,2006年达到5000元,2011年迈入1万元门槛,2018年突破2万元大关。“从贫穷走向小康,惠州城乡居民收入一步一个台阶,逐年稳步提升。”

  孔远川表示,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指标要求,收入水平小康达标标准为: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2010年可比价达到2.5万元。经测算,在2017年,惠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91元,以2010年为基期,扣除物价累计上涨因素,可比价计算实际收入为26161.8元,已达小康标准。

  “随着经济中高速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稳步提高,居民消费从过往的数量消费逐步转向更高端、健康的品质消费。”孔远川介绍,多年来惠州居民支出印证生活质量腾飞。

  国家统计局惠州调查队的数据显示,从1985年到2018年,惠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720元增长为27773元,增加了37.6倍,年均增长11.7%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446元增长为16900元,增长了36.9倍,年均增长11.6%。城镇居民收支比从96.4%下降到70.2%,农村居民收支比从88.3%,下降为80.3%。

  “惠州的恩格尔系数从贫困迈入富裕。”孔远川介绍,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,惠州1985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2.4%,处于贫困阶段。1986—1991年处于进入温饱阶段,1992-1998年恩格尔系数处于40%—50%的小康区间,1999年首次进入富裕区间,到2018年,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4.5%,但仍高于全省31.6%的平均水平。

  农村居民方面,惠州1990年恩格尔系数仍高达64.8%,2003年首次跌破50%进入小康阶段,到2013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9.2%,迈入富裕区间的门槛,2018年惠州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8.3%,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.7个百分点。

  孔远川介绍,惠州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。1985年,惠州城镇居民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达到了66.3%,而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.1%;到2018年,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9.6%,下降了26.7个百分点,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增长到26.3%,上涨了16.2个百分点。

  此外,2018年,惠州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支出4215.2元,比1985年的5.9元增长了713.4倍,年均增长22.0%,是八大项消费支出中变化最快,增速最高的项目。

  “这说明惠州居民追求消费的同时也在获取更多附加值,需求层次已从‘吃饱穿暖’等传统消费转向‘医疗保健+教育文化娱乐’等新兴消费。”孔远川说。

  从自行车到摩托,再到家用车,家庭交通工具的升级换代也显示出惠州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。数据显示,截至2018年,惠州城乡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数量分别为76.1和43.0辆。

  孔远川表示,几十年来,手机、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等家电也已经从曾经的高档电器“飞入寻常百家姓”。2018年,惠州城乡居民每百户手机拥有量分别为293.3部、309.3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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